导读：新春伊始，万象更新。中国经济也站到了一个更重发展质量的历史新方位之中，瞻望着新的“一春之计”。

2月25日，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，主题为“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”。

至今，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平台，聚集了中国不少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，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。

围绕今年年会的主题“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”，出席会议的经济学大咖们，发言犀利有料。

多位政府官员和学者列席此会，参会者指出，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，需要三个转型：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，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，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。

当前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已具备多项有利的条件。

比如消费贡献的上升，服务业占比的提高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，科技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活跃。而新技术革命也有可能抵消中国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比较优势的衰减，为经济转型提供机遇。

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。

有观点认为应当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进行全面的检查，不能让改革变成“一纸空谈”，而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效率市场，并发挥后者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防风险、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防风险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至为关键。

多位参会者强调要打破刚性兑付、消除政策扭曲、出清僵尸企业、发展资本市场。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，有学者建议打破金融领域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，设立货币政策、金融稳定和金融政策三大工作委员会，并以此为核心，加强政策协调，防范风险。

由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，当前的中国经济正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。他表示，改革开放从短缺开始起步，30多年来填补了“数量的缺口”，很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，而未来重要的任务是填补“质量的缺口”。

十九大报告提出，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。

在发展方式上，王一鸣指出，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投资拉动，而这一空间正在明显收窄，其基本原因就是边际效率的下降。“2008年以后，每新增一个GDP所需要的投入在逐年上升，带来的后果就是杠杆率的不断攀升，这也是中国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根源性因素。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指出，中央基建投资在1998年之前不过几百亿，而目前已经将近6000亿，“基建投资本身是反危机的产物，其作用是拉动内需。但是这些年来，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了，该退的不退，每年还要保证都有增长，规模越来越大。”他表示，“随着高质量的发展，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，就要适当地压缩投资规模。”

在经济结构上，王一鸣表示，过去的结构调整主要是依托产能、特别是工业制造产能的扩张，而当前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基本结束，未来产业发展要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，推动要素在行业内、企业间的自由流动。

当前经济结构正在出现一些重大变化，比如服务业占比在提高，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，消费结构正在迅速升级，这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。

在此过程中，发展的动力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。王一鸣认为，无论是劳动力、还是土地，中国的传统要素资源红利都在消失。而现在最大的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，全要素生产率亟需提升。

他认为，当前的科技创新面临较大的问题是产权激励问题，即科技成果的产权属性如何界定，要完善创新成果向企业的转移机制，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上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活跃期，中国的研发强度去年是2.15%，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，独角兽企业占全球的比重也接近美国。在一些新兴业态上中国开始居于世界前列，这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则表示，中国正处于比较优势的转换期，而新技术革命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巨大影响，进而为中国带来新的转型机遇。

以纺织业为例，隆国强表示，这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新技术的改造下，正在转变成资本、技术密集性产业。如果中国能抓住这一机遇，就能避免因比较优势消逝而出现的产业转移。

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系统性策略

在王一鸣看来，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深化改革，以此增强经济的活力、创新力和竞争力。这需要形成一个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，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。因此要确立公平竞争的基础性地位，进一步打破垄断，同时要关注新兴产业当中“赢者通吃”带来的新问题。

在改革方面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表示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项改革，四年多之后，有必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，哪些地方需要改进，哪些地方执行不力，而不是喊口号。“中央提出的目标是高屋建瓴的，但是不能落到实处时就变成一纸空谈。”

吴敬琏表示，过去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，而现在是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，这需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公平竞争审查。当前不少政府机关习惯了用行政命令对不同的企业、产业、技术、地区做出扶持和抑制的规定，在他看来，部分产业政策文件与公平竞争政策是有冲突的。

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靠政府还是靠市场？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称，当前各地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、鼓励政策，比如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高技术产业，但总体效果并不好，效率也不高。在其看来，最根本还是要“靠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效率的市场”。

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表示，改革需要为地方政府设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激励体制，要更加重视企业和居民的主观感受。

他建议将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考核改为地区收入总值的考核，更加强调居民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，同时，税收归属也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型，同时加强对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考核，从而控制风险。

防风险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至为关键。由财政部转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楼继伟对此深有感受。“我现在返回投资界，看到的全是风险。”楼继伟直言，当前一个大问题就是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。

“我跟外资金融机构们对话，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，他们可以进来持股，而且是很高的持股，比如50%，甚至是100%。然而人家不愿意进，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，他们看到的都是风险。”

楼继伟强调要关注政策风险，“政策风险是最不可预估的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策监管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，这种不可预期监管方式会带来一定风险。”

金融领域是风险的集聚区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，过去几年间金融风险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走，应当关注金融风险是否会从局部的单个领域的问题变成系统性风险。

他认为，过去40年中国金融保持稳定得益于持续高增长与政府的隐性担保，这使得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得以化解，或者被掩盖。

然而一些因素正在发生改变，防范系统性风险正日益变得重要。首先，过去政府的隐性担保越来越难以为继，持续的隐性担保会引发道德风险等问题；随着产业的变迁，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的很多产业也难以为继，增长持续减速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，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微观层面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，进而带来新的金融风险。中国正面临着“风险性三角”，即经济效率下降，政策空间收缩，同时杠杆率上升。

黄益平表示，要关注高杠杆带来的风险，当前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方面，企业内部这主要体现在国企方面，民企从2009年以来一直在去杠杆。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时候，民企在去杠杆，国企却在加杠杆，某种程度上坏杠杆在上升，好杠杆在下降。

其中，需要关注僵尸企业的问题，僵尸企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76%，而正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1%。他强调化解风险应当打破刚性兑付、消除政策扭曲、出清僵尸企业、发展资本市场。

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。黄益平认为，过去对金融风险采取了的措施大都各自为政。他建议强化政策统筹，金稳委应当实现统一标准、全覆盖和政策协调。“如果‘一行三会’的格局不改变，可以以货币政策委员会、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金融政策委员会三大工作委员会设立工作机制。”

那么，各位经济大咖们具体是如何阐述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：

吴敬琏：336项改革，我们现在要一项一项检查

谈及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，我们目前要总结经验教训：取得了哪些成绩，哪些还没有达到既定目标，这样新的政策才能真正实现要求，不要重复过去一些无效的做法，那就贻误了时机。

他认为，现在，政府对于自己要做些什么，应该做实际的、明确的规定。“我想要做两件事情。”

第一件事情是建立好的体制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，讲了336项改革，我们现在要一项一项检查，到底做得怎么样。哪些地方需要改进，哪些执行不力的。

第二件事情是政府要按照新的要求，全面检查自己的政策。其中一个总纲，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，过去政府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，现在政策是以竞争政策为基础。

楼继伟：劳动力等要素应该自由流动

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、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说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，最关键的要素流动，包括劳动力、土地、资本等要素。“劳动力的流动是最活跃的，但劳动力流动障碍太大了。”

他举例：户籍、限房、限学籍、限车。

楼继伟说，自己在财政部任上时，曾参与推动制定学籍制，“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，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。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，一直到奖学金、助学金都跟着走”。但最后，“跟学籍走”这个政策并未落地，“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流动”。

谈到劳动力流动时，楼继伟说，“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”。

在强调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问题上，楼继伟认为，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政府行为。现在地方政府看重发展开发区、拉高端人口，给高学历人员提供户籍、房子等激励机制。但他认为，“要知道，华尔街一个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业的人的就业在支撑。”

王一鸣：“十问”向高质量发展转型

如何认识高质量发展阶段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，高质量就是投入少、产出多、效率好的这么一种发展模式。

他提出，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十方面挑战，要逐一应对。

一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，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。特别是关注新兴产业“赢者通吃”带来的问题。二是如何推进体制机制，推动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。三是如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，加快人力资本积累。要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办学的条件。四是如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，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。要加快形成网络化发展格局，发展城市群和大城市圈，创新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。五是如何打破阶层固化增进社会流动性，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；创造平等就业机会；打破地域、户籍、行业对社会流动的限制。六是如何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，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。完善承包地“三权”分置制度；扩大宅基地流转范围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、同价同权。七是如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，有效应对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环境挑战。健全环保信用评价、信息强制性披露、严惩重罚等制度；建立市场化、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；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。八是如何健全风险管理体制，防范化解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。九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开放，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效率差距。十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，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。加快完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该给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、微观主体有活力、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。

韩俊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需要抑制城镇化

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认为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，是明确了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，也就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“七个之路”：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；走共同富裕之路；走质量兴农之路；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；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；走乡村善治之路；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。

现在农村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问题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。

一是农业发展质量有待提高。二是新的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待加强。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领域欠账还比较多，乡村整体发展水平亟待提升。四是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，尤其是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。五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。

“农村越来越从一个熟人社会走向一个半数人甚至陌生人的社会。现在回到老家，互相都不认识了，所以农村治理也是一个大问题。”

“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需要抑制城镇化。”韩俊说，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8.5%，今后10至15年城镇化速度不可能像过去20年这么快，“因为农村能出来的人少多了，农村的机会比原来也多多了”。现在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趋势会继续，另一方面回到农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乡村如果人口长期过度流失，农村都是老弱妇孺留守，一定会走向衰败。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防止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，不能等到城镇化达成熟阶段了再回过头建设乡村，这个路径是行不通的。

“现在中国农村常住人口还有接近6亿、到2035年还有4亿多人，这些人的收入改善、乡村发展了，中国的发展质量才能真正提高。如果是越来越的发达城市、越来越衰败的乡村，那发展的高质量就无从谈起。”

高培勇：如何发挥中央基建投资的作用非常关键
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在发言中，提醒大家注意中央基建投资，也就是中央预算内投资这个概念。在1998年之前，这笔投资不过几百亿元人民币，而到目前为止，已经将近6千亿了，占到中央本级预算的五分之一强。

“如何发挥中央基建投资的作用非常关键。”

高培勇说，对照十九大提出的“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当中的关键性作用”，目前中央基建投资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校正。

比如，基建投资本来是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，但这些年来，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了，但这笔投资该退的不退、每年还要保证都有增长。规模越来越大，支出范围就逐步的扩大，实际上已经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支出领域去了。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，还延伸到了竞争性领域以及其他的，特别是地方事权的领域当中去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高培勇认为，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，对基建投资要进行改革。首先是定位问题，用于拉动内需的就用于拉动投资，做逆周期调节的就做调节。如果是中央基建投资就做中央级别的基建投资。如果是用于地方的基建投资，那就不能转化到其他方面去。

“随着高质量的发展，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，就要适当的压缩投资，不能每年几百亿的增长”。

吴晓灵：证监会卓有成效，对推迟注册制非常遗憾

什么叫高质量发展？吴晓灵认为，高质量发展体现为高水平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这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环境品质的提高上。

第一，挑剔的客户培育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。“只有挑剔的客户，才能让生产者努力去满足要求，这样就需要我们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。”

第二，企业要有能够按客户需求组织生产的自由。

在中国，不是每个企业他想为客户生产什么就能生产。有两个制约：一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，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权；二是要有融资的便利，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，资金是组织各种要素的龙头，没有融资的便利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什么事也干不成。

怎么看注册制？吴晓灵认为，在资本市场上融资，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，政府只给我开了一个菜市场，市场的价格卖什么东西，买卖双方自主决定，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，政府就制定规则，它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。所以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，我们现在股票发行的价格还是受管制的，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。

“我认为证监会在过去两年中，为注册制的推行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。”吴晓灵说。

任志强：要打破城乡之间界限，才能实现资源的自由配置

任志强说：靠提高农村生产效率解决农村问题、脱贫问题，我个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必须要和城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。

谈及优化区域空间结构、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，任志强认为，重要是城乡之间界限要打破，才能实现资源的自由配置。

来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（ID：jjbd21；记者：夏旭田）、中新社旗下微信公众号 国是直通车（WednesdayNews；魏晞）